qmh:他们是不世出的伟人建立了马背上的农民政权毛主席也高度评价

  李自成、张献忠，皆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，即丙午年，属马；两人都是陕西人，都是农民起义领袖；他们都曾先称王后称帝，建立属于自身个人的农民政权；也都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二人牺牲之后，他们的余部又都继续投身于联明抗清的战场之中。 明朝最终覆亡，与农民起义有着直接关系。天启末年、崇祯初年，陕西一带连续多年遭遇灾荒，百姓饥寒交迫，生活陷入绝境。史书记载：“征督如故，民不能供，道殣相望。或群取富者粟，惧捕诛，始聚为盗。盗起，饥益甚，连年赤地，斗米千钱不能得，人相食，从乱如归。饥民为贼由此而始。”（《怀陵流寇始终录》）饥荒、压迫与绝望相互交织，最终点燃了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。 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，大概能归纳为五个方面。 首先，是外部战争不断。明朝后期，北方河套地区的鞑靼威胁以及东北满洲势力的崛起，使明廷一直处在战争状态。朝廷连年调兵遣将，巨额军费最终转嫁到百姓身上，边地民众苦不堪言。 其次，是吏治腐败。明代中期以后，贪污之风日益严重，即使严刑峻法也难以遏制。高官为满足私欲而贪，小官为维持生计而贪，上下勾连，最终造成整个政治体系的腐朽。 再次，是赋税徭役沉重。沉重的负担不仅压垮普通农民，甚至连部分中小地主也难以承受，大量土地荒废，农村经济逐渐衰败。 第四，是世兵制度带来的弊端。明朝沿袭类似元朝的世袭兵役制度，军籍世代相传，跟着时间推移，这一制度弊端不断暴露，军队逐渐失去应有的战斗能力。

  第五，是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。尤其是在贫瘠地区，灾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。许多人面对饥饿与死亡，只能选择铤而走险。 这五方面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问题：治国失策。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写道：“易姓改号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而至于相率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。是故知保天下，然后知保国。保国者，其君其臣，肉食者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耳矣。”（《日知录》） 后人将这段话概括为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；国家兴亡，肉食者谋。”从这个方面来看，明朝的灭亡，并不仅仅是外敌入侵或农民起义造成的，更在于统治阶层没有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。归根到底，是治国者的失谋。 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陕北澄城知县张斗耀强行征收租税，催逼严酷，贫苦农民王二率众起义，杀死知县，劫掠监狱。这场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。 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四月至八月，陕西连续五个月没有降雨，盛夏酷暑之中，庄稼全部枯死。尤其是延安、绥德一带，灾情更为惨烈。“与其坐而饥死，何不为盗而死？”这一声绝望的呐喊，道出了无数灾民的心声。一个人站出来，很快便有成百上千人响应，起义浪潮如同狂风骤起，迅速席卷陕西。 十月，府谷人王嘉胤率众起义。随后，宜川王左挂、安寨高迎祥、汉中王梁等纷纷响应。不过，此时各支队伍仍然各自为战，尚未形成统一力量。加入起义军的人群中，既有饥民、难民，也有边军士卒和驿站人员。

  李自成原名鸿基，陕西米脂人，世代务农。父亲因承担里役而家道破产，李自成年少时因家贫替人放羊，只略识文字。成年后，他成为银川驿卒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李自成加入起义军，最初跟随不沾泥部，后来归附高迎祥。 同年十月，王嘉胤占据府谷，攻破河曲。王自用、高迎祥、张献忠等人共同拥立王嘉胤为盟主，农民起义力量开始逐渐汇聚。 张献忠，陕西延安人，因身材高大、面色微黄，被人称为“黄虎”。他出身贫寒，幼年读过书。早年从军时因犯法按律当斩，主将陈洪范认为他相貌奇特，替他向总兵官求情，使其获释。后来他成为延安府捕快，但仕途不得志，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加入起义军。 崇祯四年（1631年），陕西农民军纷纷向山西转移，号称“三十六营”，人数达到二十余万。张献忠所部便是其中之一。 同一年，明政府任命杨鹤为三边（延绥、宁夏、甘肃）总督，对农民军采取剿抚并用、以招抚为主的策略。次年，招抚失败，朝廷逮捕杨鹤入狱，改任洪承畴为总督，专门负责起义军。然而，此时起义军势力已经不断壮大，接连击败明军，横扫山西各地，洪承畴的多次围剿均遭失败。 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，王自用去世，高迎祥继任盟主。同年冬，高迎祥率十余万农民军突破明军包围，渡过黄河，进入河南西部、陕西南部、四川和湖广地区。 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正月，七十二营农民军聚集河南，总兵力超过二十万人。明廷调集洪承畴率军围剿。起义军首领在荥阳召开大会，共商战略。

  会议上，老主张渡河北上进入山西，张献忠认为此计过于保守，当面表示不赞同。老愤怒之时，李自成出面调解，说道：“匹夫可奋臂，况十万众乎？”随后提出分兵作战、互相策应的方案，得到众人认可。 东进的一路起义军中，“张献忠与自成尽在焉”，他们攻占明中都凤阳，焚毁皇陵享殿，并杀死内官六十人。凤阳是朱姓皇室祖陵所在地，农民军攻破此地，对明廷造成巨大震动。 不久，高迎祥、李自成率军进入陕西，张献忠则向南推进，攻占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，进军麻城。崇祯八年至九年间，两支起义军主力纵横南北，时分时合，气势如虹，明军往往闻风而逃。 崇祯九年七月，明将孙传庭在陕西盩厔设伏，俘获高迎祥，并押送北京凌迟处死。关中起义军共同推举李自成为“闯王”。此后，李自成率战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地区，而张献忠部则慢慢的变成为农民军中的另一支重要力量。 同年秋，张献忠转战河南、陕西、湖北、安徽等地，部众达到二十万人。崇祯十年秋，明军集中力量围剿，张献忠连续失利，被迫退守谷城（今湖北谷城）。为了保存实力，他接受兵部尚书熊文灿招抚，驻扎谷城，但拒绝裁军，也不接受明军调遣。 与此同时，李自成军在梓潼被明军击败，被迫退出四川，北上汉中。当年冬季，洪承畴、孙传庭在潼关南原设伏，李自成军几乎全军覆没，仅带十八骑逃入陕西山区。 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李自成率部退往巴东。次年二月，又在奉节鱼腹山失败，再次隐伏于陕西南部。

  同年五月，张献忠重新举兵，与驻守房县的罗汝才联合，率军西进。七月，他击败明将左良玉部，取得巨大胜利，军威迅速恢复。 与此同时，李自成也重新崛起，率部从湖广、陕西进入河南，兵力达到数万人。十二月，他连续攻占三县，随后又攻克偃师、灵宝等地，为夺取洛阳创造了条件。 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山西等地发生严重旱灾，河南灾情尤其惨烈，草木皆尽，许多地方人口几乎死绝，被称为三百年来罕见的大灾。四月，河南当地农民纷纷起义，到秋季，黄河两岸和豫南豫北的农民军再次兴盛。 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率军包围洛阳。城内明军以索要军饷为由杀死官员，并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入。 福王朱常洵被俘。明朝藩王中，福王最为富有，民间甚至流传“洛阳富于大内”的说法。 面对李自成，福王叩首求饶。李自成公开宣称，王侯贵族依靠剥削百姓享受富贵，却不顾人民死活，因此必须处置。福王被杀后，李自成没收其府中财物，并将王府粮仓和富户存粮数万石分发给灾民。消息传开后，附近饥民纷纷归附，人数甚至达到百万。 攻占洛阳，成为李自成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这不仅意味着起义军开始夺取大型城市，也标志着其治理方式发生改变。过去农民军往往攻城后撤，如今李自成开始尝试建立固定根据地，提出“据河洛取天下”的战略目标。

  此后，李自成军三次围攻开封，并连续取得胜利，击败傅宗龙、汪乔年、丁启浚、左良玉等明军主力，占据河南大部分地区，同时攻取湖北承天、荆州、襄阳等地。其部众接近百万，罗汝才、袁时中等其他起义军首领也纷纷归附，李自成慢慢的变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中的核心力量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